半杯清茶社十一月十四日讲座 - 东瀛三大家 跨洋一席谈
主讲人施小炜教授
继十月半杯的俄罗斯文学讲座，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四日，半杯清茶社有幸通过会员吴军华女士邀请到现居上海的著名日本文学研究和翻译家施小炜教授，通过云视频Zoom越洋为我们介绍日本文学和文学大师。
众所周知，六零以往的中国人大都有俄罗斯文学情结，这种情结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人们对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和其间涌现出来的天才大师们津津乐道，而对日本文学却相对陌生。这样的陌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中日两国都是东亚国家，一衣带水，人种和文化有很多的相关，也没有俄国人深厚的东正教宗教背景，彼此的陌生感应该要少的多。事实上，与短短百年的俄国文学的恢弘壮丽、摧枯拉朽相比，日本文学也是源远流长、清奇细腻，名家辈出，作品浩繁。
为筹备这次讲座，我有幸事前与主讲人施小炜先生进行沟通与交流，对施先生有了微浅的了解。施先生长期致力于日本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在粗略浏览了施先生的作品序列后，不由得感慨，施先生不愧为精通日本文学的大家。他著作等身，享誉世界。施先生不仅是日本通，而且正如他所研究的日本文坛先驱一样，其本人也是学贯中西，通古晓今。颇为难得的是，本次讲座他绕开具体的日本文学著作和作者生平，将自己长期从事日文研究提炼出来的、读者在百度和谷歌网络上无法获取的具体信息珠辍成串，向听众展现了近代日本文学史上三位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大师，他们的人生脉络和写作背景的清晰轮廓。于是在这静悄悄的深秋之夜，四十多位来自北美大华府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文彦书客，各安静室，面对机屏，专注地听享半个地球之外的施先生在他那洒满晨光的书房侃侃而谈，细数历史的点滴。
夏目漱石
《施先生讲的第一位日本文学家便是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日本人尊为“国民大作家”的夏目漱石（1867－1916）。漱石生活在日本脱胎换骨的明治维新时期，那是日本社会和国家将眼光由东向西转换的时期。这种观念和文化上的姿态转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日本从上至下在学习西方文化和理念的同时并未完全停止学习和尊崇汉文化，因此也造就了夏目漱石这样学贯中西、承上启下的大师。 漱石毕业于东京大学英文科，因成绩斐然，在当时日本政府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大环境下由文部省举荐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深造。学成归国后被母校聘请至英国文学系执教，以期改变东大外国文学一向为洋人所独占的局面。但令校方始料不及的是，漱石两年后便因其在《杜鹃》杂志连载的中篇小说《我是猫》一炮打响而成为炙手可热的作家，从此离开“体制”，专注于文学创作。他不但精通英文，更擅长俳句和汉诗，对书法绘画也颇有研究与建树。施先生列举了漱石的两件五言汉诗作品：
无 题
眼识东西字，心抱古今忧
廿年愧昏浊，而立绕回头
静坐观復剥，虚怀役刚柔
鸟入云无迹，魚行水自流
人间固无事，白云自悠悠
无 题
秋风鸣万木，山雨撼高楼
病骨稜如剑，一灯青欲燃
这样的汉诗水平及其所体现的意境不由得令人叹服！夏目漱石在其它作品中也大量引用汉诗典籍，比如在中篇小说《草枕》（1906）里，汉诗典籍信手拈来， 比如：陶靖节的“采菊东篱下”， 王摩诘的“独坐幽篁里”、“空山不见人”，白乐天的“温泉水滑洗凝脂”，苏东坡的“春宵一刻值千金”。。。枚不胜举！此外还提及孟子、晁补之， 《尚书》，《楚辞》，《世说新语》，《禅宗无门关》和《菜根谭》。甚至还直接植入了一首自己做的五言古风，七韵十四行。
夏目漱石饱览群书，对英国文学的精通则可以通过一个实例得到佐证：在小说《草枕》中他曾经引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兼小说家、威尔士作家George Meredith（1828- 1909）在他的小说The Shaving of Shagpat 《沙帕特的理发师》 中的一段诗：
Sadder than is the moon's lost light,
Lost ere the kindling of dawn,
To travelers journeying on,
The shutting of thy fair face from my sight.
Might I look on thee in death,
With bliss I would yield my breath.
《沙帕特的理发师》是Meredith早期写的一篇奇幻故事，在英国读者中反应平淡，在日本更是无人知晓。日本国内对漱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渎，巨细靡遗，然而直至1956年《草枕》问世50年之后，一众研究者们才发现这段诗歌不是漱石本人的创作，而是“舶来品”。这一方面说明该作者的作品在日本实属“冷门”，知者甚稀，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漱石的学识渊博。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漱石对汉诗的兴趣达到高潮，在临近去世的三月内竟写了64首汉诗之多！
漱石对文坛后人的提携可以从著名的“木曜会”一见端倪：聚会在漱石的住所漱石山房，首次开张为1906年10月11日。星期四在日语里为木曜日，由是而命名。出席者不仅有他的弟子，还有其他年轻作家，包括森田草平、安倍能成、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和松岗让。日后木曜会的弟子们成长壮大，出现许多文坛风云儿，用当下流行的时髦表达说就是：勾勒出一条靓丽的风景线。而在日本他们也的确被后人形象地称作“漱石山脉”，而芥川龙之介就是其中一座巍峨的高峰。“木曜会”持续了十年，最后一次聚会是在1916年11月6日，此时距漱石谢世只有两个星期。
日本各种作家集团和同人志与西方作家独来独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的“太阳社”和“新月社”其实也是由留日作家带回来的。“同人志”几乎构成了日本的近代文学史，比如《我乐多文库》与伪古典主义的关系，《文学界》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奇迹》与私小说，《文艺时代》与新感觉派，《早稻田文学》与日本自然主义，《三田文学》与唯美派的关系，《文战》、《战旗》与普罗文学运动的关系，等等，从中可以一窥端倪。
夏目漱石虽为日本文豪，其实是一位思想家。他以其精邃的洞察和清醒的头脑所展现的见地，远远地超越了其同时代的学者和将日本民族带上绝路的军国主义者。 在《三四郎》（1908）这部中篇小说中，漱石描写了一位带有自传色彩的地方青年进东京发展的过程。就在日本举国上下沉浸在日俄战争胜利的狂喜中，庆祝日本进入“一等国”行列而提灯狂欢游行的当儿，漱石借用笔下人物广田先生之口，发出了一个令主人公三四郎目瞪口呆、五雷轰顶的残酷预言。这是一个针对日本将来的走向和命运的预言，是一个当时没有一个日本人能够想到、也没有一个日本人曾经做出、更没有一个日本人能够接受的预言，然而这个预言却惊人地准确。后来的四十年日本历史进程，无非就是对漱石预言的验证过程而已。他的预言就是：日本将会灭亡！
对这样忧国忧民的预言，主人公三四郎的反应是：“要是在我的家乡这么说，那是会遭到众人的打骂，甚至会被骂成卖国贼的！”可见爱国贼历史上各国都屡见不鲜。
芥川龙之介
接着施先生开始介绍那位形容“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的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的教育背景与他老师夏目漱石相似，少时习汉文，以第二名毕业于东大英文系，也是“眼识东西字”。大学期间他在民间到处采风有关鬼怪的故事，录于自制的笔记本上，取名为《椒图志异》。椒图乃一种龙，因为龙也是作者名字之一，由此可见此书名称和构成方式均与《聊斋志异》雷同。
龙之介是最后一代会写汉诗的日本作家。一生共写约25首汉诗，小说中取材于中国题材典籍的有十篇。
无 题
心清无炎暑
端居思渺然
水云凉自得
窗下抱花眠
这首五言绝句比起其老师来还是略逊一色。可见汉文化在日本的衰落。关于芥川龙之介，施先生浓彩重笔描述了他的中国之行。早在大学期间，龙之介就多次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在他成为著名小说家以后，便以大阪每日新闻“海外视察员”的身份，于1921年3月抱痾出征来到中国上海。他初抵上海便因病住进了虹口区峨眉路由日本医师开设的里见医院。病愈出院后，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叫李人杰（又名李汉俊），乃中共建党元老之一。
当时在中国由南到北有设计好的旅行线路，在日本可以事先买好所谓的“周游券“。在中国很多城镇、包括庐山这样的地方都有日本人开设的旅馆，方便日本人在中国的游览。整个访华期间，龙之介会见了诸多贤达名流，在游记中对这些名士语带调侃，不无嘲讽，但对年轻一辈、谈吐举止爽快利落的李人杰却毫无微词、恭敬有加，足见他对中国年轻一代有认同感。尽管在当时有很多日本学者周游中国，但只有芥川龙之介走进了中国的核心，目击了历史现场并记录下历史细节事实。芥川龙之介体质羸弱，素来被友人戏称为“蒲柳之质”，他的中国之行由于身体之故，加上现实环境与想象中相去甚远，他的中国印象不可能如大阪每日新闻报预告中所写的那般美好，“旧中国有如老树横斜，而其侧，新中国好似嫩草，正待舒叶展茎。政治、风俗、思想，中国之固有文化在方方面面与新世界之同类项相互交错，恰便是中国之兴味所在。”顺便提一句，芥川龙之介的这部《中国游记》也是由施小炜先生翻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芥川龙之介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了150多篇短篇小说，没有一篇长篇小说。他的作品篇幅很短，取材新颖，情节新奇甚至诡异，方寸之间解剖人性，直指人心。他的最广为人知的经典名篇包括写尽人性之恶的《罗生门》，描写作为社会生物的人如何为外界视线所操纵而可悲可笑的《鼻》。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执导的电影《罗生门》轰动全球，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十部影片之一”，但该电影是根据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和另外一篇短篇小说《竹林中》合并而改编的，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可笑可哀的自尊，人心的不可信，人口中眼中真实的脆弱不可信。
河童图
芥川龙之介在人世只走了短短35个春秋。他自杀的原因说法不一。其中一种说法是因为龙之介的母亲在他幼年时死于精神病，这使他担心自己会因为遗传而难逃厄运。再加上曾经目睹其好友宇野浩二精神病发作的惨状，恐惧自己重蹈覆辙，最终选择轻生。而那时他的健康状况其实离死神已然近在咫尺。
村上春树
当施先生讲到他最熟悉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49-）时，讲座时间已迫近尾端，只好一带而过。村上春树在中国很有人气。他的作品鲜有纯写实作品，相对而言较为写实的，大约就是《挪威的森林》与《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了。而《多崎作》里的绿川描写，仍旧充满了玄幻色彩。
在写作中杂糅玄幻是村上的特色。这难道是作者对现实真实的不信？显然不是。施先生指出在日本，类似芥川龙之介，很多日本专家都以嬉笑怒骂调侃社会现实，鲜有歌颂社会现实的作品。虽然村上春树的作品主要是长篇，因其语言的口语化，可读性强，读者云集，乃至一度掀起“村上春树现象”。
在中国，施小炜先生被读者戏谑为村上春树的“御用翻译”。施先生称村上为斯多葛小说家（斯多葛Stoic，即苦行僧），基本上颠覆了作家的形象。日本批评家川本二郎是这样评论村上的：“首先，此君异常勤奋，黎明即起不睡懒觉；严于律己，每日按时伏案写作；坚持运动锻炼身体；从不与其它作家集团从不会去银座的夜总会之类纵酒作乐；只爱太太一人；而且还严守截稿日期！”施先生解释，日本作家很少守时，往往是预支的部分稿费已经花完了，到了截稿日期还未动笔，编辑坐在客厅催稿，作家写一页，编辑就派人赶紧拿走发表。因此象村上这样守时的作家简直是稀有动物。 村上自称“职业小说家”，追求“规律性写作”。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他写道： “写长篇小说时，我规定自己每天写出十页稿纸，每页四百字。用我的苹果电脑来说，大概是两屏半的文字，……即使心里还想继续写下去，也照样在十页左右打住，哪怕觉得今天提不起劲儿来，也要鼓足精神写满十页。” 他认为小说家不必是艺术家。他除了写作还翻译了许多美国推理小说，是用文字思考的作家。总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小说家。
如果说施先生对三位日本文坛巨人的描述扣人心弦，那么在接下来的讲座问答期间，他深厚的学养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对任何一个话题都成竹在胸，有问必答。
有爱好近体诗的听者问道，自己不懂日文，一直好奇日语中还有没有入声字？对此施先生解释到，上声和去声在日语中不明确，因此很多日本人只好死记硬背韵书。而汉字的入声在日语中得以保留，反而比中文的入声好认，因为往往是带有明显的滑音，比如“白”（はく）后面的尾音非常明显，几乎不需辨别。类似的例子还有：率（そつ・りつ），历（れき），等。
当有听众问及哪个国家的文学对日本近现代文学影响最大、以及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有何影响时，施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对日本文学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文学。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上下的基本思维就是追赶超越西方，后来出现现代主义。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受的是日本的影响，反过来则很少。多年来日本中学教课书里只有鲁迅的《故乡》，获得诺奖的莫言及其作品也得到比较多的介绍，但除此之外，日本对当代其他中国作家普遍缺乏了解。
对日本文人乃至民间普罗大众普遍具有较高的汉文知识的听众评价，施先生强调指出，直到某个时期为止(大概以明治维新为界)，日本对于所有的中国典籍是共享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成果一直是与日本分享的。当时任何新出的书籍都会海运到长崎，并在日本流传开来。这种文化酝积历经千年，到明治维新以后爆发出来，以至于历史上日本人写出最好的汉诗和填词都发生在明治维新以后，直至明治后期。日本人对中国典籍的熟稔，受益于即便在日本停止使用汉文典籍之后，在日本本民族文学中使用汉文典籍的日文表达也照样得到代代传承，这种现象直到现在还存在，汉文化在日语中的存在可谓藕断丝连。
当论及当代汉学家在日本的数量和地位时，施先生感叹今不如昔。小说家本不必是汉学家。而现在的日本小说家们的汉学修养比过去要差很多。然而，汉学的环境依然是无处不在的。到书店里可以看到很多汉文典籍，如论语，诗经，菜根谭等，很多都有日文注释本。跟从前的汉学家相比，由于交通的便利和访问的容易，现在的汉学家普遍汉语表达很好，而从前的汉学家虽然精通典籍，但很可能不会说流利的汉语。他提到日本人在战前用日文写文章的风格与战后不同。战前的政论文章用所谓的汉文调，即把汉文用日本的训读方式改写成的日文。1945年8月15日经由广播播放的昭和天皇的投降诏书就是汉文调的日语文章，这是当时的主流，而没有汉学基础写不了这样的文章。
结合当今中国大陆社会对公知的普遍憎恶态度，施先生感喟不已！夏目漱石这样的“公知”，在日本社会被称为“文明批评家”。纵观历史，日本文人参政的很少。战争期间实行一党制，只有所谓的“大政翼战赞会”，而知识分子在军国主义高压下成立了“文学报国会”，有个别作家因从政而在战后被判为战犯，这都是极其罕见的。日本作家更多的是以文明批评的形式参与社会活动，与我们的“文以载道”、“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有所不同。
对于听众中有人提及林语堂所说日本人缺乏幽默感的观点，在日本工作生活过18年的施先生表示完全不同意。日本人的幽默感不仅表现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这与日本人留给外部世界的刻板形象大相径庭。
当被问及当今中国社会对日本的影响时，施先生搜肠刮肚想到曾经在路旁广告牌上看到的“电脑”一词，是借鉴中文的（现在还是用外来语的コンピューター)。考虑到汉字是中日共有的财产，这昙花一现的“电脑”似乎也不能算借鉴。相反，现代日语产生的很多汉语词汇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极大，如果都去除掉恐怕没法说话了。在政治方面近代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不可忽略，尤其是对日本年轻人。例如文化大革命对日本也有影响，五六十年代日共甚至有人提出农村包围城市，但最终走的还是议会道路。对年轻人最明显的影响便是校园红卫兵的出现，即赤军，以至于发展为恐怖主义者参与巴勒斯坦参加战斗。虽然人数很少，面不大，但冲击力很大。
那么，当今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又如何呢？时间不允许展开太宽，施先生只以一个数据来说明问题：他曾经让学生做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翻译历史调查，在中国居然有73种译本！这样的规模使得翻译历史研究可以纵横驰骋地进行；而英语和法语各只有一个译本，完全无法进行翻译历史的研究。反观任何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恐怕很难找到这样众多的译本。
天长地久有时尽，音意绵绵无绝期！三个小时的讲座时间转眼而过，大家在恋恋不舍中互道珍重、互相告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引领下，我们穿越时空，细细打量了一个与我们悲喜交集、爱恨成痴的民族，仰望富士山上空那三颗璀璨的文曲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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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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