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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如何在西方理论的包围中再现先秦的辉煌
——陈一川先生再论东西方文化
图片说明：陈一川先生演讲时的笑容
（汤伟报道）不久前，华府半杯清茶社曾邀请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高级翻译、对东西方文化研究有很深造诣的学者陈一川作了一次有关东西方文化的演讲。听众反映这次演讲受到的思想启迪是以前很少有的。六月二十一日，未能尽兴的半杯清茶社成员再次邀请陈一川先生继续上次的话题，在马州洛城新图书馆又作了一次有关东西方文化的演讲。
刚刚参加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归来的陈一川先生，对这次战略对话取得的积极结果很振奋。在他看来，这次战略对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次东西方文化的较量和融合。“中国的官员似乎找到了一种西方可以接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陈一川开门见山从西方哲学入手开始他的演讲。他说：同中国文化形成的悠久历史一样，西方文化的形成也同样有着其深厚的哲学基础。他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为例，谈到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他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西方国家集权思想的重要来源。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基础是以主观意象为出发点的，他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认为“绝对理念 ” 是宇宙之源，万物之本。于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西方产生了“种族优胜劣汰”理念，并不惜运用战争——这种人类最残酷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绝对理念”的形成对美国哲学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陈一川列举了西方历史上经历的三次大的观念革命，来说明这三次革命对西方产生的根本性冲击。
第一次是十六世纪哥白尼天文学革命。在此之前，欧洲长期流行“地球中心论”，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以后德国科学家凯卜勒和丹麦科学家第谷，到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都论证了“日心说”的正确。哥白尼的“日心说”改变了那个时代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而且动摇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
第二次革命是达尔文的生物学革命。1859年，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揭示了生物界自然淘汰、适者生存的原理。从那以后，将人作为动物世界的成员之一的观念的形成，对人类固有的高贵形式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一本《美国人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书（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s, Richard? Hofstadter ）提出“用西方最有组织、最有创造力的民族去帮助亚裔”的观点，这是某些美国人思想中产生“黄祸”观念的原始基础。
第三次革命是弗洛伊德心理学革命。十九世纪末，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以性冲动和潜意识作为人们心理的分析基础，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革命性观念的产生，对当时西方产生的极大冲击力是可以想见的。它促使不同理念的人们从人的动物性、社会性的角度出发思考人性的特点；去从动物性出发，发现人的优美高贵的亲和力的魅力，把人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以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总结出的“美国文化是商业的文化”，爱因斯坦认为的“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不等于智力，智力不等于智慧”，都开拓出了对人性重新认识的新的领域。
西方有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思想的奠基。从苏格拉底开始，他的学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宗教的排他性、对神的信念一直维系着西方社会的稳定。西方相信宇宙的顺序，对科学研究予以支持，逐步形成宗教与法制接轨，形成有尊严、有秩序的概念。
反观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从道化发展到德化，以后曾产生出法家，到后来这种社会发展形态已经在不断萎缩。所以我们只有过先秦的繁荣，无法继续以后西方文艺复兴式的辉煌。
今天的中国，如何从心理压力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中走出来？中国如何走向法制？过去的中国，一直在经济崩溃的边缘中挣扎，毛泽东不遵守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只是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国开始稳定建国，提倡科教兴国。然而要彻底走向法治社会，中国只有努力改变一党专政的现状，确定法律的独立性，例如从实行大法官终身制入手。中国公民从小就很缺乏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道德。当年孙中山先生就曾提出过实行双轨制——司法教育和公民教育并行。中国社会没有法律和宗教的制约，只是靠道德制约。可以看出东方的宗教靠自律，而西方的宗教是靠他律的特点。东西方始终没有进行过很好的沟通。今天，我们不能只以西方的价值标准为普世标准，中国人讲“尽己之兴，也尽人之兴”，讲究人与天地互相依赖。中国人讲境界，将为人之道，讲忠恕，都有普世的价值。中国社会只要坚持以人文本，解决好人权与法制的关系，坚持科学发展，（谨慎使用“崛起”一词）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就会让西方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况且中国的哲学思想中，真正具有和平主义的理念，中国会对世界做出应该有的贡献。
半杯清茶社演讲会一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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